中国饮食文化丰富多样,从南方的精致早茶,到北方的豪迈饺子,各地美食让人目不暇接。这些美食的背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农业引种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经历了四次农业引种高潮,每一次都为中国的农业、饮食乃至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故事要从原始农业时代说起,那时候的人类,还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中国农业当前两大主作——稻与麦,就在这一段时期开启了它们的传奇之旅。
小麦,这位来自中东农业起源地的“贵客”,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跨越千山万水,经中亚逐步传入我国。想象一下,当时的古人看到这种陌生的作物,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或许他们充满了好奇,小心翼翼地将小麦种下,期待着收获的那一天。从新疆一直到黄河下游的安徽亳州,都陆续有较早的小麦出土,见证了这段引种的历史。而引种最成功的地方,当属先周经营的杨陵地区,这里就像是小麦的“风水宝地”,历史上好的小麦品种大多出于此地。汉代以后,小麦磨粉加工技术获得解决,就好比给小麦找到了最合适的打开方式,汉朝开始大力推种冬小麦。到了唐代,小麦成功逆袭,代替谷子成为北方主作,夏税之收也多于秋税,可见其在当时农业中的主体地位。两宋时期,北人南迁,小麦也跟着“移民”到了长江流域,从此南方出现稻麦两熟耕作制,一直延续至今。
水稻则是中国南方的“原住民”,如今多数学者觉得它的原产地在野生资源丰富的云南。随后,水稻开启了它的传播之旅,就像一位旅行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日本学者把中国水稻传播路线称为“稻米之路”,这可是一条比“丝绸之路”时间更早、民生价值更高的人类物质文明传播成就。学界一致认为,稻米从云南边境地区分三路传播:一路向西沿恒河流域传入南亚,过去人们常常误认为印度是水稻原产地;一路向南传入东南亚,近年有学者支持四大起源地之说(中东、中国、东南亚、中美洲),就是考虑到南亚雨量、植物资源、块根食物丰富;还有一路向东沿长江流域的华南发展,最终到达日本,这一路最重要,所以50年代许多学者觉得华南是稻源地。中国北方主要原产作物谷子,也在4000年前的原始时代走向世界,传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奥地利和俄国。
这次引种高潮,就像是为中国农业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麦与稻成为了中国农业的两大支柱,撑起了中国人的主食天地。
如果说第一次引种高潮是农业的奠基之作,那么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的第二次引种高潮,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餐桌革命”。
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变得频繁起来,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种新奇的事物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在农业方面,中国蔬菜作物开始了大规模的域外引种,现在丰富的餐桌上以国外菜种为主的格局,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的。
想象一下,在汉代之前,人们的餐桌上蔬菜种类可能比较有限,生活略显单调。但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中亚、西亚以及印度、地中海和非洲地区的果蔬作物,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纷纷来到中国。葡萄、苜蓿、核桃(胡桃)、大蒜(胡蒜)、香菜(胡荽)、黄瓜(胡瓜)、芝麻(胡麻)、豌豆(胡豆)、胡椒、石榴(安石榴)、茄子等,这些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果蔬,在当时可都是“洋玩意儿”,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张骞,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在这次引种高潮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他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布乌孙、于阗、鄯善、莎车、大月氏、安息、疏勒、大宛、康居、奄蔡等西域国家。他就像一个“超级采购员”,从西域带回了许多珍贵的种子和植物。葡萄就是这里面之一,早在《神农本草》中就已然浮现本土葡萄的记载,但张骞从西域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引入了更适于酿酒的品种,并带回长安一带推广种植。从此,葡萄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不仅成为了人们喜爱的水果,还为中国的酿酒业奠定了基础。
苜蓿的引进也颇具意义。它原产于伊朗高原,是牧草的良种。最初,苜蓿是为适应军事生产要,被引入并试种于皇宫内苑。想象一下,皇宫里一片绿油油的苜蓿,那场面也挺有趣的。成功试种后,苜蓿逐步被移植到宁夏、甘肃地区的农牧交错带进行培育,成为汉唐马政的强大保障。伴随着苜蓿的推广种植,中国的畜牧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就像给畜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除了果蔬作物,中国在汉代也有向外传播的东西,丝绸就是这里面的代表,希腊人还因此称中国为丝国。的优良品种也在汉代传入大秦,让外国友人也见识到了的优秀品质。
这次引种高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让饮食变得更丰富多彩。各种外来的果蔬作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营养选择,还为中国的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了盛唐,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引种高潮,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经济昌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时代。在农业引种方面,同样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姿态。
唐朝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物。这一时期引入的动植物和技术十分普遍,以西瓜、菠菜、莴苣等最为著名。唐人称异族为胡为蕃,所以唐宋以后引入的作物多带有蕃字,比如蕃茄(西红柿)、蕃薯(红薯)等,这些名字也成为了这段引种历史的独特印记。
西瓜,这个在夏天备受人们喜爱的水果,就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古人第一次品尝到清甜多汁的西瓜,那该是多么惊喜的事情。菠菜和莴苣也在这一段时期来到中国,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新的色彩。菠菜的翠绿、莴苣的鲜嫩,让菜肴变得更诱人。
除了这些常见的作物,唐代还引进了许多优良马种。波斯马的血统杂入,对中国四大马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血缘关系。在古代,马可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装备,优良马种的引进,对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交通运输效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对外传播方面,中国在唐代慢慢的出现海上丝绸之路,丝、茶、瓷器通过海陆交通传播到外国。中国的茶文化也在这一段时期逐渐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技术也全面传入这些国家。日本和朝鲜纷纷仿效中国的农作制度和精耕细作传统,还模仿中国农书保留和传播农业技术知识,就像一群好学的学生,努力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
这次引种高潮,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外来的作物和技术,与中国本土的农业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形成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农业文明。
明清时期,中国迎来了第四次引种高潮,这一次,来自美洲新大陆的作物成为了主角,给中国农业带来了一场“高产革命”。
大约在早期,这些美洲作物主要从欧洲辗转传来,晚期则直接来自美洲。美洲农业自成起源地,中心在中美洲墨西哥境内,特互坎遗址证明3500年前这里已经开渠灌种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作物。这些作物具有高大(玉米)、高产(二薯一瓜)、高价值(烟草、辣椒、西红柿)的特点,就像是上天赐给中国的礼物,为解决明清以来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玉米,这个高大的“巨人”,来到中国后迅速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凭借其高产的优势,很快在各地广泛种植。如今,玉米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三大主作之一,无论是煮玉米、烤玉米,还是做成玉米粥、玉米饼,都是人们喜爱的美食。
红薯和马铃薯,这两位“高产选手”,也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们适应能力强,耐旱耐瘠,在许多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长,并且产量可观。在灾荒年间,它们更是成为了人们的救命粮。清乾隆帝曾下令全国推广番薯,作为“救荒之备”,可见其重要性。
除了粮食作物,明清时期还引进了许多经济作物,烟草、辣椒、西红柿等。烟草的传入,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小习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烟草文化。辣椒的到来,更是给中国的饮食文化带来了一场“”的变革。它让中国的菜肴变得更富有层次感和刺激性,川湘菜系就是在辣椒的加持下,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西红柿最初被当作观赏植物,后来逐渐被人们发现其食用价值,如今慢慢的变成了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无论是炒菜、煮汤还是凉拌,都别有一番风味。
明清时期传入欧美的主要是猪鸡良种。18世纪华南猪输入英国,与英猪约克夏杂交成大约克夏良种,200年后又反传中国,就像是一场有趣的“出国旅行”后回家。同书还记载,清代上海一带有黄种鸡,名九斤黄,地方志又著录一种肉鸡,名黑十二,其重者达五六公斤,美国人称其为世界肉用鸡之王。19世纪这些良种遍传世界各地,欧美及日本许多良种鸡多由九斤黄选育而成。当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名牌肉鸡大量重返中国畜产市场时,很多人都忘记了它们的“中国血统”。
这次引种高潮,对中国的农业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产作物的引进,增加了粮食产量,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丰富了农业生产的结构,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业的四次引种高潮,就像一部精彩的历史长卷,每一次高潮都为中国农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这些外来的作物和技术,与中国本土的农业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如今丰富多样的中国农业和饮食文化。它们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承载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考古证明,中国农业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具有时间继起性与地域重合性,农业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石,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围绕“农业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主题,就其中一个特性或整体,自拟题目,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期,中国引进的马、牛、羊与大麦、小麦等动植物资源,与起源于中国的粟、黍、水稻和猪、狗等进行组合,成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五谷”与“六畜”,使中国农业的宏观结构由新石器时代的种养结合转变为农牧兼营。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开辟,苜蓿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农牧兼营的农业结构,葡萄、大蒜等水果、蔬菜的引入,丰富了中国古人的“果盘子”和“菜篮子”。唐宋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菠菜、胡萝卜、西瓜等的传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人的日常饮食。明清时期,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及辣椒、番茄等蔬菜作物和花生等经济作物的传入,以增加可耕地面积的方式提升了当时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夯实了中国人的“粮袋子”,为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而经济作物的引种则顺应了农业商品化发展的潮流。
总之,中国农业对域外农业资源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历史上的四次引种高潮展现了中国农业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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